从古至今为何这么多人信奉关帝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的张飞对于手下士卒非常严厉，对文士的态度却是“爱敬君子”。饶是如此，《演义》中可谓名不见经传的刘巴依然不屑“与兵子共语”。

连张飞尚且都被如此对待，彼时武人的实际社会地位与《演义》讲述差别之大由之可见一斑。格外值得一提的是，《演义》中张飞的粗狂刚烈的性格与有喜剧化色彩的形象不同，“有文化”的明代文人们则创造出了另一个张飞。

先是鼎鼎有名的大才子杨慎与大藏书家郎瑛等信誓旦旦地说《刁斗铭》、《新都县真多山题名》等，尤其是《立马铭》乃张飞所书，卓尔昌又跳出来讲张飞不但“善草书”，还“喜画美人”。明人学风本就极差，这些臆想也于史无据，不足采信，后人却跟着捕风捉影，一个“工书能画”的张飞就此万分诡异地出现了。有些不明就里的现代人甚至添油加醋，他们那些“因为张飞女儿嫁给了刘禅，必然姿色不差，所以张飞也肯定是一个绝顶的美男子了”之类形同儿戏的胡话本不值一哂，没想到如今竟也颇有市场。

毛本《演义》的卷首有金圣叹“所做”的序，可笑的是这实际上是他假托金圣叹之名所写。除此之外，还有篇点明了他心目中《演义》关键的《读三国志法》更为重要。除了“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的蜀汉正统论阐述外，毛宗岗点出了三国故事诱人的根本原因，“以古今人才之聚（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而这“人才中的人才”中最重要的又有三个：“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

关羽本与张飞恰好相反，他对士卒优渥，文士骄矜，熟知兵法，然而依然是武人。陈寿把关张并列，对他们的评价是“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显然这样的形象与《演义》中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用兵如神的“三绝之一”相去甚远。在《演义》中，关羽除了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指定继承者，还拥有了一把标志性的武器——重达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实际上，赤兔马从未归过关羽所有，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偃月刀也并非兵器，而是礼器。与这样的武神形象相称的是被虚构出的温酒斩华雄、策马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刮骨疗剧毒等勇武传说与彪炳战绩。

其中千里走单骑尤为值得玩味，这一故事始于关羽受降曹操之事。刘备受献帝血书密谋除掉曹操，事泄后曹讨伐刘的据点徐州，留守下邳的关为刘夫人投降。罗贯中虚构了关羽受降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降汉不降曹、任何人不得对刘备夫人无礼以及日后可以继续为刘备效力。

毛宗岗强调道这三个条件分别说明了关羽的“辨君臣之分”、“严男女之别”、“明兄弟之义”。因为降的是汉，所以关羽领的爵位在罗贯中的记载中是“汉”寿亭侯，但实际上“汉寿”是地名，这个爵位恐怕是起不到“辨君臣之分”的作用的。

意涵更为丰富的则是第二个条件。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故意让关羽与刘备的两位夫人同住，孰料关羽秉烛达旦，夜读《春秋》。这个故事来自于宋元评话，早已有之，元人已经点明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潘荣《通鉴总论》）

秉烛达旦这个故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它成为了各种民间艺术中的常见主题，就连晚近风行一时的桌游《三国杀》“神关羽”卡牌的人物形象都与此有关，人物技能也被设定为“春秋”。

在儒家的传统中，《春秋》被认为是经孔子笔削，字寓褒贬，可使乱臣贼子惧。在渡边义浩看来，“（《三国演义》）通过提高《三国志》的通俗性来使之普及，对义进行演绎，此处的义是指春秋中的义，亦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所阐发的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标准。不久之后，义绝关羽就把智绝诸葛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了故事叙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