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

出生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人数减少，2016年一孩出生人口数为1016万，2017年降到858万，全面二孩政策对二孩数量的增加促进效果相对明显，但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孩生育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初育年龄的推迟，中国城市地区家庭仍然普遍生育一孩，终身不生的比例较小，但推迟生育带来了时期生育数量的下降。而一孩生育的推迟，将直接挤压二孩生育时间，可能带来二孩生育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于2016年4月在辽宁、山东、四川、湖北、浙江、广东6个省份12个城市、2017年1月在北京、河南、陕西3个省市的6个市（区）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意愿调查。2016年6省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地区已育一孩的女性中，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仅有29.5%，2017年3省市结果显示，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比例仅为26.1%。

生不起且没人照料

城市地区二孩生育意愿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让城市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则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由父母帮忙照顾，在调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有超过70%的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孩子的照料压力也成为影响生育的限制性因素。当然，现代女性也更注重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压力大”、“生育会影响职业发展”等也是调查中女性常提到的不生二孩的因素。

实际上，生育意愿低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范围内人口发展遇到的挑战。东欧和南欧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长期以来都面临生育水平较低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相继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很低生育水平，并长期维持在很低水平上。例如，意大利的总和生育率在2014年只有1.37，西班牙为1.32，日本为1.41，日本1970年出生队列终生不生孩子的比例甚至达到了27.3%。（注：总和生育率的计算方式是把某一年份年龄别的女性生育率求和。如果该指标长期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出女性的终身生育数量较低。）虽然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建立和实施提高生育水平的政策，比如完善托幼服务体系、实施经济上的鼓励政策等，但效果仍然有限，如何提高生育水平仍然是一项难题。

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下降

早在21世纪初，澳大利亚学者Peter McDonald就提出性别平等理论，提出生育率的下降是跟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相关的，他将性别平等分为外部性别平等（市场机构的性别平等）和内部性别平等（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随着社会发展，外部性别平等水平在上升，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与男性同等竞争；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并未适应外部市场这种性别角色的变化，导致家庭内部平等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演变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内”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孩子数减少。于是，低生育率就出现了。

低生育率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韩地区，很多年轻人甚至不愿意走进婚姻，因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package）”，结婚意味着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2010～2012年，日本25～39岁中单身的比例高达42.8%，韩国达45.5%（中国为14%）。中国城市地区的女性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外部市场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跟男性的差距逐步缩小，据2014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6岁以上男性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11.9%，女性对应的比例为11.2%，而2002年的男性和女性对应的比例分别为5.5%、3.9%。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范围内位居较高的水平，城市地区20～59岁女性就业比例达61%。而在家庭内部，传统的以女性承担家务为主的分工仍占主流。在托幼服务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下，养育和照料孩子的责任多由女性承担。有数据显示，从事非农劳动的女性因为生育而中断职业的比例在持续上升，1981～1990年的职业中断比例为10.3%，2000～2010年上升到35%。面临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的矛盾，少生孩子成为调和矛盾的途径和选择。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创造一个想生、敢生的友好型生育环境，性别平等视角都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在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和有性别平等导向的政策配套，对生育率提升作用显著。在中国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托幼服务体系，帮助家庭尤其是女性克服工作、家庭平衡难题。同时，应该通过政策促进男性分担家务，特别是积极参与孩子的生育和养育过程，比如建立配套的男性陪产假、育儿假制度；提倡家庭内部平等分工，逐步改变传统“女主内”的文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silva.shih@ftchinese.com）